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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仙打架,物流遭殃?
据悉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(以下简称“营改增”)试点改革已经进一步推广，9月1日起，北京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施“营改增”。
“营改增”的初衷是结构性减税，是要减轻税赋的。但是这项政策引起了业界的普遍不安，流通行业税改之后，税负不降反增。
早在“营改增”推出之初，在上海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，本来是要减税的，结果又收多了。这让人怀疑政策的真正目的以及政策的权威性。上海有关方面指出，税负不减反增是暂时的，减负是必然的，我们是有诚意的，一不留神多收的部分，我们会想办法予以补偿。
如果没有增税的企图，改革还是不改革，就应该让企业来选择。也就是说，企业发现税制改革之后增税了，可以选择不改，沿用原来的税制。若能如此，则企业承担了合理的税负，也为“营改增”减税的实质正了名。而上海的做法就笨得多，先是一本正经地收，再是一丝不苟地退，且不论这么折腾会带来多少成本，笔者好奇的是，退税会产生多少腐败空间与不公平？
现在“营改增”殃及北京，“营改增”性质的质疑之声又起。
那么，这个旨在减税的税制改革，何以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喜剧效果呢？
首先，先行者的悲剧。笔者经常想，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装传真机的人，一定是个傻瓜，因为他的传真机根本实现不了收发传真的功能。以试点的形式推开的“营改增”，恰恰就这么悲催，因为是试点，其他非试点城市没有这么做，而物流行业的业务又遍布全国各地，很多地方不能及时提供增值税发票。那么试点城市的物流企业由原来3%的营业税，变成11%的增值税，而抵扣的部分又实现不了，就像花重金购置的全球首款传真机一样，寂寞呀寂寞！
其次，铁路部门和税务部门扯皮。很多流通企业需要依靠铁路部门提供的车皮和路线来完成业务，但铁路局是没有发票的，全国的铁路部门开的任何收据都没有发票号和发票监制章，税务部门不予承认。我国的铁路系统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，虽然同属流通领域，却和交通运输部并列，不但导致流通领域资源无法整合，就连监管也是自己管自己，“营改增”到他这一关，就过不了啦。设计台词为：铁道部门说，你想营改增，抱歉，我没有提供发票的功能；税务总局说，那好，谁跟铁道系统合作，我课你重税！
再次，地方政府的财政焦虑。宏观经济下行以来，特别是欧债灭了外需，房地产调控灭了卖地收入以来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。根据中国的税法，所有与税收减免相关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，地方政府只在个别税种上有调节征收率的些许权力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，就在这点权力上下功夫，在实际操作层面，法定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赋予了税务部门太大的自由裁量权。于是地税部门可以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提高征收率，并加强征管力度。有时还会采用提前征收的方式，和企业商量将下一年部分税收提前到今年征收，这种做法叫做“过头税”。更加隐蔽的一种“过头税”，是税务部门在核定税收优惠的税制要素时设置高门槛，把一些本来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排除在外。当前实体经济不振，产值占GDP近20%的物流行业，必然成为地税部门眼中的唐僧肉。减税的动力根本谈不上，增税的冲动倒是难以抑制。
笔者这么说是有依据的。近来，河北、北京交界处执法站明显加强了执法力度，说白了，就是加大了罚款的力度。今年以来，包括超速罚款在内的非税收入增速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整体增速，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。1~7月，全国财政非税收入10459亿元，同比增长30．2％。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74467亿元，增速仅为11.6%。从严罚款就是冲着钱去的，罚款冲动已经这么大，税收就没有没理由不冲动。
无论是试点制度的合理性，各部门之间的扯皮与不协调，还是加大税收与藏富于民的理念冲突，都是各方势力的角逐，是神仙在打架，遭殃的却是物流。
如果试点和全国推广对企业来说意味着税负的轻与重，那么在“营改增”推出之时，就应该伴随着相应的临时性补偿制度，让先行者不至于成为先烈；如果铁道领域的统战工作还没有搞好，那就请双方协调好之后再推“营改增”，不能让流通企业来做是否和铁道部门合作这个艰难的决定；如果经济已经下行到了不足以支撑税收的增长，那就请政府与民众携手，共渡难关，不要为了财政数据更好看而打肿物流行业充胖子。
文章最后，我们援引一段公开的文字资料：“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近期也表示，目前北京还未拟定相关政策，但在未来将会出台一些优惠和扶持政策。至于会不会效仿上海，采用财政扶持资金按现行市与区县财政管理体制分别负担的方式，市财税部门表示还未可知。”
这就是说，北京不降反增的新税制从9月1日起就直接开征了先，而多收了之后会怎样，容后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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